正午的话：
去年秋天，我和锤子科技的唐拉拉约了个二人饭局，约在常营一家无人光顾的餐厅。那时饭馆里还能抽烟呢。两杆大烟枪聊到锤子，说如果采访不到老罗，好像就没人愿意写锤子手机。我那时刚从所谓的传统媒体转到了新媒体，正处于叛逆期，满脑子都是“别人不做的，我们非要做”。我问拉拉，除了老罗，锤子总有其他的故事吧？
一周之后，我们就有了《锤子风云》这个稿子。方园婧那时还是界面的新记者，但对于手机领域，她懂得比我多，更重要的是她对写作有热情，而且勤奋扎实。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锤子科技的大楼连续采访了四个人，精疲力尽，好在他们食堂不错。那时估计没多少记者正儿八经参观过那栋大楼，电梯里仍贴着摩托罗拉的告示，给我印象极深：“当你说话时，小心有人正在倾听。”
《锤子风云》发表后，传播速度极快。这可能是媒体第一次“独家揭秘锤子团伙里的男人们”。如今大半年过去，这些男人仍在那栋大楼继续工作。而老罗，似乎真的安静了。
有些人在评论里说，我们这是软文。事后也有朋友私下问我，到底拿了多少？我很少回应此事。我的看法非常简单，文章的软硬程度，与是否拿钱，是两回事。好故事是不分软硬的。至于钱——不知常营的那顿饭算不算，拉拉请的客。后来我们还吃了好多顿。
————正午 谢丁
锤子风云文|方园婧
一
10月30日，办公室弥漫着微妙的紧张气氛。这里是北京望京科技园的摩托罗拉大厦——尽管这家手机厂商已淡出中国人的视线，但这栋大楼还残留着它的一些痕迹。电梯里仍贴着摩托罗拉的告示：“当你说话时，小心有人正在倾听。”现在，将近500人的锤子科技团队，占据了这里的七层和十层。这天上午，办公室一切如常，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紧张。降价后的锤子手机将在十点钟准时开卖。
前一天晚上，朱萧木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越来越觉得明天是个战役，现在越来越觉得明天其实就是个仪式。”很多人都知道，降价后的锤子手机销量，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公司的未来。
朱萧木是锤子科技的产品总监。他31岁，个头高挑，蓄着马尾，像个艺术家。在锤子科技，他的工号是0001，是罗永浩招聘的第一位员工。
创办于2012年5月的锤子科技，从一开始就有着神秘的面孔。罗永浩从不轻易向公众展示他的团队。大多时候，都是他一个人的战场——人们笑称他是“相声演员罗永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手下工作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外界猜测，那可能是一群盲目跟风的“罗粉”、“愤青”、“一帮不懂硬件的英语老师”，总而言之都是些“门外汉”。
严格来说，朱萧木还真算一个彻头彻尾的“罗粉”。他在美国上学，念的是建筑，毕业后留在旧金山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对朱萧木来说，罗永浩远在中国的每一次演讲，都是他平淡生活的亮点。他说：“作为一个普通建筑师，你很难通过一个简单的举动去影响太多人。”但跟着罗永浩，一切有了不同的意义。
“你是一个有物欲的人吗？”罗永浩问他。
朱萧木一时半刻没搞懂这什么意思。“是吧。”他犹豫着说。
“你是不是觉得，iPhone是一个很好的手机。”罗永浩提了第二个问题，“但你用的时候，仍然觉得它有很多问题，你想要改变？”
那年5月，罗永浩在新中关大厦附近的一个餐馆，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座除了朱萧木，还有其他三个他准备挖来的设计师。那就像罗永浩的单场演讲，他滔滔不绝，其他人埋头苦吃。“老罗一直在阐述他的各种理念，怎么牛逼，怎么可靠，怎么有市场。”朱萧木后来回忆说,罗永浩认为小米已经创造了从ROM过渡到手机的模式，证明是可行的，凭借他的号召力，找几个设计ROM的优秀小伙子，拿到投资，一切都没问题。“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老罗最后说，“时机也到了。”
二
锤子科技的第一间办公室，是从罗永浩的英语培训机构里分出来的，位于新中关大厦12层。开业第一天，只有老罗和朱萧木两个人。几天后，肖鹏加入了这个团队。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到办公室的第一天，老罗马上拉着我画九宫格。”肖鹏回忆说。仅有的三个员工里，只有他一个人具备设计能力。“到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画，他们站在背后指点江山。”但很快，方迟加入了这个团队。
“天才设计师”，这是锤子团队对方迟一贯的评价。在加入锤子之前，方迟还在加拿大读书，主修建筑专业。读书期间，他常在各个设计师社区发作品，并且通过做设计外包项目获得很可观的收入。同有留学经验的朱萧木评价方迟：“别的留学生都是通过擦盘子赚生活费，只有他是靠UI外包赚足自己的生活费。”
毕业后，方迟在回国以及是否继续从事建筑行业中徘徊不定。与朱萧木的想法相似，方迟也认为建筑设计是相对传统且缓慢的，而他的梦想，是给Windows设计一款默认皮肤。他说，“如果每天有8亿人可以看两个小时你的作品，成就感很大。”
2012年6月，肖鹏把他介绍给了罗永浩。方迟也从未听说过老罗。他们在办公室的第一次见面，让方迟觉得老罗说话很强势。“不过，一个没做过设计的人，对设计行业却很了解。”方迟说。最后，他被老罗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知道你想看到几年后上千万的人用你的作品，然后天天使用。”
方迟是锤子科技的第10位员工。到那时为止，新中关大厦的1208室，拥有了3个设计师，7个软件工程师。他们真正开始打造锤子手机的第一个ROM，虽是雏形，但每一步都是从争吵开始的。
三
在锤子科技的创业史上，会议室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罗永浩是老大，是“最有想法的人”。朱萧木此前并无手机产品经验，他最初的任务就是听老罗在纸上给他画出各种想法，然后整理成PPT在会议室演示。到后来，他不满足于做一个“传声筒”，偶尔也会在老罗的想法后面附上一页自己的想法。但最让罗永浩棘手的，是貌不出众话不多的方迟。
建筑出身的方迟，最在意逻辑层级和前后设计的一致性。他评价想法的标准，不是牛逼与否，而是执行起来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当罗永浩的急脾气遇到方迟对设计的严谨和一丝不苟时，毫无办法。有时，无论罗永浩如何强调他的新功能有多重要、多急迫，方迟总是慢悠悠地把道理摆出来，然后固执己见。
在最初的团队里，也许只有罗子雄最少和老罗发生争执。罗子雄是创始团队中最迟加入的一位，工号0015。他16岁高中辍学，曾创办和视觉中国齐名的设计师社区V6DP，后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2008年读研期间，他已帮EA等知名游戏公司做CG外包。毕业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公司，成为魔兽世界、DOTA、英雄联盟等游戏周边服装的代理商。
在会议室，罗子雄认为和老罗争吵没什么用。他说，“在科技公司，执行比什么都重要，而我是一个强执行者。”他从不担心老罗走弯路，“根据以往我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经验，老罗就像是最大的甲方，而甲方只会被市场说服。我们要做的是执行好。”
就这样，十几个人的创始团队踉踉跄跄，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决定在2013年3月27日召开了锤子手机的第一场ROM发布会。
发布会前的某个晚上，加班结束，罗永浩带着所有人吃了一次海底捞。像往常一样，他滔滔不绝，给大家描绘着这个公司的未来，其他人埋头苦吃。突然，一个员工提了个问题，问大家为什么要加入锤子。一直没有说话的肖鹏，抬头对着老罗说：“我只是希望，跟一些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大家兴致勃勃，充满期待。没有人想到，接下来是一场被定义为“失败”的发布会。
四
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手机江湖可能起源于2011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离世，一下让所有人陷入“谁是下一个乔布斯”的思考中。同一年，雷军创办的小米科技正式发布了其第一款手机，验证了“先做ROM再做手机”的模式可行，这让国内许多手机爱好者跃跃欲试。2012年，当罗永浩对外宣布他要做手机时，有人嘲笑，有人怀疑，也有人报以很高的期望。
但次年3月的ROM发布会，却被他“搞砸了”。他似乎低估了开发ROM所需要的人手，导致软件工程师严重不足，许多功能还无法实现或完善。而发布会的时间已经定好，箭在弦上，只能先把桌面部分呈现出来。
“发布会前三天，我们还在赶素材，甚至还在修改老罗演讲的PPT。”方迟回忆。他认为，由于没有太多成熟、高端的功能拿出来，老罗的状态也不够自信。一定程度上，这也拖累了设计师的效果展示。
但即便是这样一场效果欠佳的发布会，还是打动了坐在场下的另一个人。他一直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很快成为锤子科技在未来的引擎式人物。
现年52岁的钱晨，有13年的职业生涯是在摩托罗拉度过的。多年来，手机江湖里流传着“南中兴，北摩托”的说法。北方的手机市场一直被摩托罗拉的价值观和理念深深影响。钱晨于2011年离开摩托罗拉。当罗永浩找上钱晨时。他正在一家半导体公司上班。他答应与老罗见面只是出于好奇：一个英语老师对手机会有怎样的理解？
2012年7月一个下午，他们约好一个咖啡馆见面。钱晨回忆对老罗的第一印象是“卷着衣袖，撂着裤腿儿迎面而来”，他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是个这样的胖子？”那天下午，他一直在劝说罗永浩别做手机，但对方根本不听。“我们俩就这么不在一个频道的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似乎不欢而散。回到家，钱晨上网搜了一下老罗，“原来是个喜欢刷微博的喷子。”
钱晨原以为这件事就此作罢。但两个月后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发布会后，却发现罗永浩来到现场找他。这次，他们到了地坛西门的一家茶馆。整顿饭，老罗依然热情高涨地谈着他现在的团队、ROM、他以后的打算。他问钱晨，做手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A轮融资，多少钱合适？“4700万。”钱晨说。相比第一次，老罗这次显得很踏实，双方相谈甚欢。末了，老罗切入正题，对钱晨说，“我希望你加入我的公司。”
“我不会再做手机了。”钱晨当场拒绝了罗永浩。后来钱晨回忆那段饭局：“他求我的时候挺诚恳的，你看他平时和刺猬一样，但那时候却特别柔软。”
那年夏天，罗永浩决定把锤子的办公室从中关村迁移到望京。新家是钱晨建议的。原摩托罗拉的手机团队解散后，那栋大楼正好空出两层。6月28日晚上，公司搬完家，老罗发了一条微博：“在新中关大厦装车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站在十二楼的窗边说，好了好了，我都知道了。后来……后来雷声就停了，雨也变得淅淅沥沥的……再后来就完全没动静了。”
7月的一天，钱晨登上了摩托罗拉大厦七层。这是他熟悉的一层楼。当他推开办公室的大门，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大楼上NSN的标志，忽然间，离开摩托罗拉后一年多都未曾驱散的悲伤，没有了。“那时我突然领悟到，无论是摩托罗拉还是诺基亚，外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向中国传递技术和管理的过程。”钱晨说，“剩下的事情应该交给我们自己，使命已经在我们这儿了。”在锤子科技，钱晨的工号是0048。
五
2013年夏天，台湾人蔡辉耀打算换个新工作。他居住在南京，在台湾仁宝工作，这家公司一直为欧美厂商代工平板电脑。由于妻子工作调动到北京，蔡辉耀想去招聘网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北京工作机会。他看到了锤子科技的招聘启事。“他们的工作描述和我现在做的非常吻合，但是那个公司的名字和Logo真的好奇怪。”蔡辉耀问了问南京的同事，有没有听说过老罗？同事们纷纷激动地说：当然知道，他是个英语老师，正创业呢。
蔡辉耀年轻时也参加过创业公司，但却以失败告终。“我很清楚那时候失败的原因，就是方向不清楚。”他说。罗永浩是否有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一定要有清晰的方向感。
在北京，三个负责软件工程的员工最先面试了蔡辉耀——这三个人不久后变成了他的手下。蔡辉耀的谈吐和处事有深刻的制造业烙印。他话不多，有需求马上执行，也懂得把控项目的节奏。他也知道，一个公司光会“做东西”是不够的，必须拥有一个有想法和号召力的老大。在见到罗永浩之后，蔡辉耀相信老罗就是那个老大。
对于锤子科技来说，软件部门也许是最不醒目，但却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蔡辉耀成为软件工程的副总裁之后，这个部门从ROM之后的20几人迅速扩张到了目前的120多人。有朋友常问蔡辉耀，他会在锤子呆多久。他总是告诉他们，他是打算在这里退休的。
2013年11月，锤子T1已经基本完成了“纸上谈兵”——项目规划沙盘推演阶段，Ammunition Robert Brunner为T1设计的外形也如期而至，此时加入的工业设计副总裁李剑叶已排到工号0149。
李剑叶第一次和罗永浩交谈时，就感觉双方理念很相似。他听闻摩托罗拉的钱晨已经入职锤子后，在那年秋天到了北京。由于手机外形已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是手机内部的零件摆放设计、外部细节修改、以及手机包装盒的设计。
Simplicity is the hidden complexity，锤子T1视频广告中的这句话就出自李剑叶。包装盒的物件摆放，递进式的打开方式，甚至手机上肉眼无法识别的听筒洞口大小，都是隐藏在“致简”背后的复杂。
软硬件的人基本都到位后，摩托罗拉的七层和十层慢慢变得热闹起来。员工和老罗的争吵虽然仍时有发生，但已经基本集中在钱晨和老罗之间。罗永浩曾说过，他对自己做手机的自信主要来自用户体验意识、审美品位、营销传播能力和完美主义倾向。但很显然，他在硬件生产上毫无经验。用钱晨的话，多数时候老罗显得暴躁而无能为力。
看上去，钱晨和罗永浩正好是两类人，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稳重，一个冒进，但配合起来却丝丝入扣，互为长短。“你要帮他化解焦虑，”钱晨说，“把不确定的东西一件件变成确定的东西。”
2014年5月，锤子T1手机发布会前夕，罗永浩把自己关了起来。他反复准备演讲稿。也许是担心再次出现ROM发布会那种失控的情况，越是临近，他越是觉得总有必要再改动。
2014年5月20日，锤子T1的发布会如期举行。发布会结束后的48小时内，预订单数超过5万。罗永浩开始密集地接受媒体专访，整个团队之前忐忑不安而紧绷的神经，也在7月9日第一单锤子手机发货以后有所松懈。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应该在这个时候走向正轨——如果发货顺利，筹集到下一步资金，很快T2、T3都会顺利诞生。但更大的危机马上来了。
六
这个团队似乎过于乐观的高估了厂商的生产速度。对任何厂商来说，生产需要一个爬坡的过程。“类似于辅路进主路，在切进主路以后才能加速生产，问题就出在那个辅入主的那个关口，”钱晨总结道，“原本的预期是一条线生产800个，结果一开始只能生产5、6个，”
此时此刻，罗永浩还是不能理解，小批量生产出的几百台工程样机都很好，为什么到了大批量生产时，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他找到钱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是不完全相等的。”钱晨说，“一个好设计，在生产过程中是有便利性的，衡量的标准就是大小批量的一致性特别好。但锤子并非如此。锤子的设计对工艺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钱晨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以为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他在摩托罗拉的13年经验，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很快发现，锤子并不是摩托罗拉，作为一个新兴的小企业，锤子在生产厂商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后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老罗不找我们这些从摩托罗拉出来的，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钱晨说，“可能我们胆子太大，什么都答应他，什么都敢做。”
但外界和媒体却并不理会这些。8月，一家财经媒体暗访富士康生产线员工，刊发了一篇报道，通过工人的言论推断出锤子产能危机，碎屏严重，质量存疑。公众的焦点迅速转移到了锤子的设计问题上。
但钱晨、李剑叶等人已顾不上回应媒体，他们纷纷带着自己的组员进驻富士康。几乎所有的设计师、工程师都和工人天天待在一起，硬件部门的三十多个人直接睡在富士康工厂里面，而北京的摩托罗拉大厦七层在那时已显得空空荡荡。
8月，数码评测人王自如在Zearler网站上发布了对锤子T1的质量评测。对锤子的物料、结构设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舆论再次被引向了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锤子手机设计本身有严重缺陷”，“说相声的做手机毕竟不专业”。为了澄清质疑，罗永浩决定和王自如在优酷视频上直播辩论过程。
出征前，罗永浩开了一个公司中高层会，咨询大家的意见，讨论是否要去辩论。支持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传统手机行业出身的钱晨持反对票。他说：“做手机的，没有人这么玩，人都是有一个认知过程的。”他相信当产能问题解决以后，公众拿到了产品，自然能感受到锤子T1的质量。
但一向理性低调的方迟这次却站在了老罗这边。“应该去。”他说，“如果你听了那场辩论，就知道王自如在细节上其实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是工科出身，我很清楚。”
钱晨当天晚上没有去现场观战。他在家默默地看完了视频。“看完以后，我心里有一种凄凉。”
罗永浩曾跟钱晨讲过一个他小时候和哥哥打架的段子。每次哥哥打不着他，他就喜欢在旁边说话气他哥哥。“他喜欢这个感觉。看到别人来劲儿的时候，他就喜欢用气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钱晨说，“这是一种非理性企业家的劲儿，有时候不一定能得到掌声。”
但罗永浩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是在10月。一位叫“左岸的小熊”的网民忽然发现，锤子天猫官方旗舰店的网页显示，预约数量被人工设定乘以3。随后天猫公开承认数据更改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从互联网舆论的反应来看，大众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锤子出货困难而故意造假”。
在整件事情中，罗永浩认为锤子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躺枪”。事后他伤心地发了一个微博，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产品和品牌，遭遇到如此大规模的误解 、污蔑和诽谤”。他也意识到，曾经粉他的那批人，似乎如此轻易地就倒戈成了“罗黑”。他开始思考自己擅长的个人营销手段是否合适套用在企业营销上。钱晨曾经不断劝他不要太张扬，告诉他“大事面前有静气”。这句话他曾经不太理解，现在似乎不得不去细细琢磨了。
七
十一国庆节，罗永浩去日本休了一个短假。整整六天时间，他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初衷会逐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回国后的第一天，他走进了钱晨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很累，甚至有点悲伤。”钱晨说。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了很久很久。“说完以后，我就知道他接下来想怎么做了。”
两年前，当罗永浩第一次表达他的手机理想时，曾说过他想做一个中高端的国产手机，一款拿在手上会让你“产生情感依赖”、精工细琢的手机。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一款3000元左右价位，面向有审美能力、价值观稳定不轻易为舆论所动的中产阶级所热爱的手机。可是，“人毕竟都是价格敏感的动物。”钱晨说。他赞成锤子降价，降低了价格门槛，会让更多人拿到这款手机，亲自体会锤子精工细作的手感和他们想要传达的“含蓄”的美学理念。
降价前一周，老罗发了一条微博，总结了这一个月来他的反思：“最近我经常在反省这件事：让我们的用户遭受了这么多的冷嘲热讽，基本上都因为我的言谈作风。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作为一个企业家，我太不职业了。”
降价出售的前一天晚上，钱晨并没有太紧张。“我有时候有点迷信。”他说，“我认为，事在人为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天也有帮你的时候。如果产品价格降下去，再卖不出去，那么你的势已经没有了。”
此后，罗永浩的微博再也没出现他对其他手机的冷嘲热讽。他似乎安静了很多。但谁也不知道他能安静多久。
此文发表于2014年11月18日。
（界面实习生缪俊慧、唐靖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