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清朝只有雍正一个明君?
明君不明君另说。明君的标准不好界定,无法量化,也就无从比较。
但从皇帝的一般标准来看,雍正皇帝的确是有清一代皇帝中,最勤奋、最稳健和最成熟的一个。但也不是唯一,清朝入关以后的皇帝中,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个,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秀皇帝。所以,如果雍正皇帝算是明君,无疑顺治和康熙皇帝也应该是明君。只不过顺治皇帝死的早,他只是在亲政的几年里小露了一手,才华和手段都不太明显。
中国历史上,如果一般意义上对皇帝分类,有两种类型模式,一是开国皇帝,所谓开创祖宗基业的,有的时候开疆拓土夺别人的江山一代人完不成,要几代皇帝才能成就大业。比如西晋就是历晋宣帝、晋文帝,到晋武帝才算坐稳了江山。
还有一类就是守成,祖宗打下的江山你要能够守得住,所谓守成之君是也,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守成之君。
清朝的皇帝如果按这个分类,以康雍为分野,康熙之前都算开国皇帝,他们的功业以夺得江山、开疆拓土为主。雍正以后都算在守成,他们的功业以稳固江山、守土保民、平定叛乱和制度建设为主。
清朝前期的皇帝,实际上一直在开疆拓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了后金,与明朝决裂。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建立了清朝,并把疆域扩大到了察哈尔以西地方。顺治入关灭了明朝,建都北京,把满族文化融入中原汉文化之中,确立了满汉和平相处的基本规则。康熙则制止圈地,消灭权臣,平三藩,灭噶尔丹,将新疆和西藏收入祖国版图。
至此,清朝的疆域基本确定,作为入主中原的外来民族,满清皇帝的权威也基本在华夏确立,汉族人也都开始臣服。所以我们说康熙以前的皇帝都算是开国皇帝一类。
到胤禛接替皇位,开疆拓土的责任已经不大了,边境上虽然还有罗布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之类的宵小闹事,但大清朝在法理上堂堂正正,到哪都能说出道理。三藩已平,朝堂内外没有权臣,有一个跋扈的年羹尧,是他四爷自己培养的,分分钟可以灭了他。
所以雍正一朝,皇帝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制度建设上了。这是典型的守成思路,而且很明显,勤勉能够有收获。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几乎没有一日不在办公,仅批阅奏折一项就令人叹为观止。
据现存档案统计,雍正皇帝共批阅满文奏折6000余件,汉文奏折35000余件,累计字数达四百万字,由于全部都是毛笔书写,实际上雍正皇帝比大部分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都要辛苦。
雍正皇帝在他的任上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制度建设上。军机处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清朝在官制上沿袭明制,六部之上,设大学士,实际上是宰相。明朝大学士是首辅,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过问具体的政务,只关注特别重要的事项。所以明朝才会有张居正那样的全能宰相,皇帝与文官集团分享行政权力,大家各有边界,在一定的制衡下互不干预。
但这种情况清朝的皇帝是不能忍受的,君上权力不容挑战是清朝皇帝的底线,所以从顺治皇帝开始,大学士制度就有名无实。顺治皇帝当时的政策是分化瓦解,重南轻北,对功臣和勋戚实行赎买政策,在朝堂上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康熙朝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有停止圈地和诛鳌拜的举措。
雍正皇帝开创性地发明了军机处制度。
其实大学士宰相制度也有许多弊端,除了侵犯皇权以外,文官熬到大学士时,大部分都会耗费一生的光阴,所以大学士的年纪都很老,经不起劳累。
但皇帝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人,于是雍正七年,皇帝借口西北用兵,甩开内阁,挑选一批年轻精干的官员,单独筹组军机处。至雍正十年,军机处成为常设机构,乾隆皇帝登基时,又对它进行了进一步规范,清朝的军机处遂成为取代宰辅地位的内阁中枢。
军机处由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部分人员组成。初时军机大臣没有定数,根据需要填减,也没有品级要求,以能力为入选标准。乾隆时定为三满三汉,在六部尚书和侍郎中遴选。
军机章京则属于秘书和参谋班底,在六部的司管中遴选。与明朝的重出身不同,清朝军机章京普遍重视实操能力,文字功底当然没的说,但更看重指授方略的能力。军机章京没有定额,但基本原则也是宁缺毋滥。清朝的皇帝非常务实,军机章京很多是举人或国子监荫生出身,他们在军机上历练以后,也成为朝廷中枢最重要的人才储备。
只不过,清朝的军机大臣远没有明朝宰相那样显赫,他们只有宰辅之名,没有宰辅之实,皇帝只是拿他们备以咨商,充其量是个天子近臣而已。
雍正皇帝施政另一个特色是对密折制度的发挥,简直到了极致。
密折制度是康熙皇帝发明的,但作为一项制度,以及正式的授权,则始于雍正。
明朝时,大臣和地方官给朝廷报告工作,要先呈报内阁,由内阁中书呈大学士,再由大学士“票拟”,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再转呈由太监主导的司礼监,由司礼监大太监代表皇帝批阅。
清朝裁撤了司礼监,并对太监干政特别忌讳,由皇帝自己处理公事。雍正皇帝在处理公务时,发现康熙皇帝发明密折制度特别好用,于是他正式赋予地方督抚和六部尚书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工作的权力,这就清朝的密折制度。
密折制度的好处就是方便皇帝掌握消息,由于不公开,谁也不知道谁给皇帝写了些什么,于是会激发官员主动汇报,皇帝也就能更多地掌握情况。
密折制度也有显而易见的坏处,那就是对现有体制的败坏。体制一般都是法律规定的,用宪法来保障的,至少是各方认可的公开规则。过于依赖密折或者滥用密折,实际上是用特务手段治国,基本上是不可取的,这一点,明朝有许多教训,清朝的皇帝们还在读书时就知道。
密折制度一个副产品就是开启了清朝督抚互相攻讦之路。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虽然品阶不一样,但在法律上并没有统属关系。总督虽然比巡抚大,但并没有任免巡抚的权力,巡抚虽然品阶低,但除了打仗,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向总督报告工作。
但就是因为有了密折制度,督抚之间有了龃龉,不是开诚布公解决,却可以向皇帝打小报告,甚至告黑状。皇帝在调解时,可以随心所欲拉偏架,甚至偏听偏信。
所以到乾隆朝时,皇帝干脆让督抚兼署都察院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衔,正式赋予地方督抚纠参同事和下属的权力,只是都察院的纠参权是公器,诸公使用起来就得出以公心。
雍正皇帝对密折制度显然是乐在其中。在现存档案里,雍正皇帝与大臣有许多互动,有的不仅不合时宜,甚至也不合君臣之道。
雍正的另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是秘密立储。
胤禛在潜邸当皇子时,亲身经历了九子夺嫡,深知其中的残酷和血腥,而且,由于皇帝无法表明态度,大臣们往往拉帮结派,待到新君上位时又会清算,站错队的人往往会被清洗。这不仅会做无谓的牺牲,也会增加政局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在雍正皇帝任上,他规定立储一律秘密进行,不到老皇帝驾崩那一刻,谁也不能泄露。雍正皇帝把继任新君的名字写在遗嘱里,再密封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
这以后成为一项正式的立储制度,只不过对后来的大清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生前就禅位当太上皇了,嘉庆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嫡子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在奕詝和奕訢中随便挑了一个,待到咸丰时,子息单薄,国祚几乎不保了,因此也就没什么可以秘密的。
雍正皇帝的另一项功业是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不过这与康熙朝平定噶尔丹和乾隆朝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以及大小金川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是小儿科。
但雍正皇帝最大的功绩是,在他的努力下,大清的基业稳固了,整个清朝由开疆拓土的大乱局转向长治久安的承平时代,举凡吏治、财政、民风、教化,走向正轨都是从雍正朝开始。
可以说,雍正一朝是个承上启下的朝代,没有雍正皇帝,就没有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
为什么雍正皇帝在民间和野史在老百姓心中是位残暴的帝王?
为什么雍正皇帝在民间和野史在老百姓心中是位残暴的帝王?军墨史说来回答这个问题。
要说古代帝王被黑,雍正大概是最冤之一。篡位登基、血滴子灭兄杀弟、最后被吕四娘割下脑袋,不一而足。这一脚本的总体思路就是,雍正是个残暴无比的皇帝。那么,这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雍正在民间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经历了几个阶段,是一个“先扬后抑再扬”的曲折反复过程
雍正帝去世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无论是老百姓的口口丰传,还是民间野史,赞扬的成分居多,总体上来讲,对雍正的评价还是很正面的。清朝文字狱很厉害,当时即便有少数人对雍正恨之入骨,他们想黑一下,也不可能有正常的传播渠道。
尤其是在乾隆一朝,皇帝牢固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容不得任何对父皇的大不敬之辞。不可否认,乾隆登基之后,对雍正朝一些制度进行了调整,对先帝提拔起来的个别大臣采取了措施,但乾隆帝没有对父皇有任何怨言,在舆论宣传上,把控是非常严厉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诋毁的声音呢?19世纪晚期。近代以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 否定清朝的声音逐渐兴起,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大气候开始出现,许多清朝皇帝都成为批评的对象,雍正更是被塑造为残暴的形象。新文化运动之后,清史学科逐渐发育,沿用了之前的思想。
大的背景是,清朝末期,对外战争惨不忍睹,屈辱感带来的是国人的怀疑感。近代以来,思想启蒙运动开始,正好把这种屈辱感上升到政治高度。留日学生、华南会党以及革命党人,把黑雍正作为强烈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语言,这也是邹容《革命军》表达的一个观点,与当时的“科学”“道德”观念,甚至人类学等联系起来,让仇视清朝皇帝带来政治正确。这场“恶评清朝”运动,主要是粗言恶语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便是民间开始黑雍正的大的时代背景。在这一风潮之下,雍正帝的历史形象评价迅速走向负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民间受《雍正王朝》历史小说、影视剧的影响,好评声音、抱不平的声音逐渐增多,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但一些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三观基本定型,内心的负面情绪不会轻易化解掉。
二、老百姓并不掌握宫廷内幕,有人故意制造黑材料引导舆论,那么到底是谁在抹黑雍正?
100多年间,抹黑雍正的负面信息没有流传开来,不是说不存在,只是隐藏在冰山之下罢了。雍正登基之后,反对他的人便开始“写段子”,编织关于他的一些“黑材料”,这一点,从“曾静案”可以得到印证。
当时,由于宫斗非常惨烈,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应该是相当多的。被处决者的亲人、被流放到各地的官僚,为数也不在少数,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着强烈的仇视,非常愿意制造与传播一些关于他的“段子”。这也很好理解,他们感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整个家族遭受了灭顶之灾,所以必然会对雍正帝带上负面观感。
这些“段子”虽然不成体系,有的只是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也只是在小范围中流传。但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野史,就是一颗火星,终于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火星四溅,形成燎原之势,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因此,带头黑雍正皇帝的,首先是当时的那些政敌们,他们知道很多宫廷内幕。由于雍正在继位初期,对亲兄弟们下手都非常狠,遭到政敌的报复也是必然的。既然无法在政治上实施报复,那最有杀伤力的,当然就是流言蜚语、造谣中伤。
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几乎得罪了大部分读书人。历史是由读书人书写的,他们会在里面掺杂一些“私货”。在古代,底层的社会舆论掌握在笔杆子手里,明面上斗不过,官方史书由雍正的后世子孙掌控,只但可以在民间野史中唱衰雍正,有多黑就抹多黑,久而久之,民众也就接受了雍正是个暴君的形象。另外,上世纪80年代前后,港台根据野史传闻拍摄电影电视剧,一些无稽之谈的偏颇编导,也让广大缺乏历史常识的群众产生误读。
三、古代任何一个帝王,都可以整出一些黑材料,雍正不可避免也会留下一些口实和把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干事,大概就没有问题,越干大事,问题只会越多。尤其是雍正,他是性格阴鸷的铁腕帝王, 在钢猛施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政策性的偏差与漏洞。
首先是是严厉的思想文化控制。雍正朝文字狱很可怕,“维止”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动不动就实行连坐之法,执行起来也异常严酷。知识分子基本上不敢随意讲话,著书立说都十分小心,政治空气非常沉闷肃杀。这期间,株连错杀了很多人,形成很大冤假错案。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的皇帝,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初步实现了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
雍正重用不是科甲出身的田文镜等人,一意推行一系列艰难的改革。一是摊丁入地,这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地主阶层打击较重。二是耗羡归公,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就是现在有的国家所说的“高薪养廉”。三是改土归流,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虽然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老百姓,但是严重损害了官僚士绅的既得利益,读书人更是恨恨不平。这必然遭到他们的激烈抵制。于是,他们就利用手中的“话语权”,编造了许多给雍正抹黑的谣言,并在无知的民间广泛传播,一直流传到如今!
雍正治国,相当于现在的“依法治国”,雍正是一代明君,但不是仁君,没有“妇人之仁”,自然得不到既得利益集团较好的评价。他疾恶如仇,执法严苛,惩治贪官污吏毫不留情, 即位前便有“冷面王”之称,,不少官僚大族被他抄家,后世称之为“抄家皇帝”。所有这一些,都会在执行上出现偏差,都会留下政敌攻击的口实。
四、清代史料的公开出版发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雍正,整体形象评价开始逐渐公正客观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清代史籍《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实录》《清会典》等,开始陆续出版点校本或影印本。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大内秘档”,“久在深闺人未识”,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图书获得空前的“流量”,专家学者更是给予很高的关注度。研究清史,这时期有了使得条件,有了可靠易得的参考书“加持”。
然后,第一历史档案馆向读者开放了阅览档案,而且许多档案也出版发行,清史史料进入了突然出现了信息“爆棚”。很多在以前不可研究的问题,比如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史、社会史,就此门户大开。后来,40大本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出版,一场透明式的研究开始,人们终于可以直面雍正朝的全貌,雍正较为真实的形象展现了出来。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雍正朝的一系列研究成为显学,这些研究显示出,雍正帝的强力改革,化解了康熙中后期的诸多弊病,对18世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雍正继位时,国库储银只有700多万两,但到乾隆继位,已经增加到5000万两以上。类似这些强有力的历史数据,基本上能够体现雍正皇帝铁腕改革者的正面形象。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总而言之,“军墨史说”认为:虽然民间野史中,有一段时间,雍正实在被黑的够呛,但在清朝时期,记载都是正面的。开始大规模抹黑,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因为文字狱不复存在,政敌们脱下了枷锁,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依托,而且,雍正身上的故事,也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