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节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与医生有关的节日)

前言
图|毛主席与周总理
1976年元旦，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休息，耳边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消息：
毛主席有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在《诗刊》1976年1月的复刊号上面。
听到了这个消息，原本还有些迷糊的周总理立刻精神了不少，他吩咐秘书，将书买了回来，并让他们读给自己听。
当秘书读到《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时，周总理难能可贵的笑了笑，除了嘴角隐隐可现的笑纹外，还能听到周总理的笑声。
不一会儿，周总理抿紧了嘴唇，似乎是感受到了些许痛楚，秘书收起了诗词。
秘书临走前，周总理嘱咐，把这两首词放在他枕边。
即便是在病中，周总理依旧惦念着毛主席，两人这份深情厚谊，不禁让人动容……
五十年的信任与支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
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的去世，使得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开始破坏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事件”爆发。
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调中山舰入黄埔，给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借口，而整件事情的起因，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导致。
事发后两天，李之龙被逮捕，大批的共产党人遭到监视和软禁，苏俄大使馆也遭到了监视。

图|1927年时期的毛泽东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两天，毛泽东到广东区委军委委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商量对策。
当时周恩来也恰巧在李富春家里。
虽然两人并无交集，可毛泽东的一番言论，令周恩来十分赞同，两人在中山舰事件中，第一次站到了一起。
并在后来的岁月里面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从1928年到1932年，周恩来是当时全党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即便是他从未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
在漫长岁月下，周恩来对毛泽东从信任到钦佩，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始终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29年8月，已经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当时红四军内部已有所分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到上海后，陈毅利用几天的时间完成了几个书面材料，汇报给周恩来。

图|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针对红四军出现的分歧，周恩来在提出四点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面。
“一个党、一个军队都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没有人比毛泽东更合适，因为他既能把握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在受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时，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被排挤在一边，可即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相信毛主席。
1932年10月，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后，曾多次提出，要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强调“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周恩来等一些人坚持毛主席正确主张，从而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还是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
就连毛主席都盛赞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时的作用，后来还对贺子珍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没有恩来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长久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的一边，两位老友密切配合、相互扶持，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无论在什么场合，毛主席与周总理两人总是能更多地替对方设想。

图|南昌起义（油画）
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党组书记会议上提出：
“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纪念，要通过创作一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型演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历程，把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完整地表现出来。同时，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演出，走出一条民族大歌舞的新路。”
后来这一大型的歌舞被周恩来定名为《东方红》。
在《东方红》的整体创作中，从每一句歌词到每一个解说，都有周恩来的心血在其中。
在讨论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有人提出全剧不能越过八一建军节，应该在其中专列一场表现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没想到方案报上去以后，周恩来却这样说：
“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
在修改剧本的同时，周恩来将剧本中，凡是有关南昌起义的描述全部删去，最后只浓缩成一句话：
“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图|《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有关南昌起义的朗诵词，全部都改成了由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朗诵词。
事实上这绝不是特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提到有关南昌起义的历史时，总是对其失败教训说得多，对其伟大意义说得少；对战友的功劳大谈特谈，对自己的业绩避而不谈。
1961年9月18日，中央在庐山开完会后，周恩来到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参观，一边参观，一边提出，要多讲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事迹，对自己闭口不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参观第四展览室时还指出：
“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
“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
对于老友的深情厚谊，毛主席心里是知道的。
“八一”不能改
早在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将八月一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7月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
“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图|毛主席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时指出：
“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
1961年建军节，毛主席专门出席了纪念南昌起义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走到门口是，毛主席下意识的问了身边的人一句：
“总理来了没？”
身边的人回答：“还没有。”
毛主席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搬来凳子，就坐在门口，还对大家说：
“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1967年建军节前夕，在上海巡视的毛主席，专程把杨成武叫到他住处，并吩咐他：“建军节就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招待会吧。”
杨成武趁这机会，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个情况：
“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做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为什么？”毛主席疑惑地问道。
“他们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这是错误的。”毛主席有些愠怒：
“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图|杨成武
“你记，我说——”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话说完，毛主席还嘱咐：“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请各位老帅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建议：“还是由老帅们比较好。”
毛主席沉吟了一阵，告诉他：“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
张玉凤试探问了一句：总理这么好，为什么不选他当接班人
张玉凤作为毛主席晚年的秘书，两人有一次闲聊时，张玉凤主动问了毛主席一句：
“总理这么好，为什么不选他当接班人？”
毛主席伸手做了一个手势，说了一句话：“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尽管有各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但毛主席主要还是强调了一个点，即年龄。
周总理在过去的历史上，虽然没做过名义上的一把手，但却实际承担过全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一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图|1964年毛主席与张玉凤合影
在长久的革命历史过程中，周总理与毛主席相互扶持，共同书写了一段佳话。
不过毛主席在考虑接班人的过程中，除注重能力外，也还注重两个关键点——新老配合与新老交替。
1956年9月13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讲话，并着重探讨了选举的问题。
这时的毛主席已经十分清楚地考虑到，将来自己年龄大了以后，要退出中央领导：
“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1945年4月，中央召开七大，选举了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后来因为毛主席、周总理赴重庆谈判，又增补了陈云、彭真。
从安排上来看，毛主席是把自己放在第一线工作的。
尤其是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陕北，为全国革命考虑，毛主席让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而自己与、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这样一旦出现意外，刘少奇就能代表中央履行职责。

图|1957年1月8日，周总理拜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毛主席认为，刘少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革命经验上，都具有丰厚的经历，可以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八大筹备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了年龄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包括我（1893 年）一个，总司令（1886 年）一个，少奇同志（1898 年） 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1898 年）、陈云同志（1905 年）跟邓小平同志（1904 年），他们是少壮派”。
在党中央领导人安排问题上，毛主席充分考虑了新老搭配问题。
“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
在毛主席眼中，自己是算老的，于是在搭配的班子中，他与周总理、朱老总是摆在第一线的位置，也是做主要工作的。
唯一遗憾的是，生于1904年的任弼时因伤病过早离世，所以准备摆在第二线的是年轻的常委陈云与邓小平，两人都是“零零后”，陈云生于1904年，邓小平生于1905年。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身体原因。

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陈云
因为长期忧劳国事，周总理的身体几乎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1967年，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身体疲劳所导致。
心脏出现问题以后，周恩来便时常需要吸氧，办公室里面常年需要准备氧气瓶，外面也有医生和护士值班。大家都认为周恩来心脏病是严重的，需要及时注意。
可即便如此，周恩来还是经常忘我的工作，到1972年5月，周恩来又确诊患有膀胱癌。
5月18日，周总理确诊癌症的报告送到毛主席桌案前。
面对当年的老战友如此沉重的病势，毛主席眼神中流露出罕见的严肃深情，他叮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等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事实上早在周恩来确诊心脏病后，毛主席就曾多处嘱咐他：“工作量减少一些，少看一些文件。”
周恩来患癌后，毛主席又多次嘱咐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

图|彭真
一次，工作人员考虑到毛主席年龄大了，坐的沙发又硬，于是给他换了一种沙发，坐垫是海绵做的，底下还有蜂窝煤似的小孔，毛主席坐的十分舒服，于是吩咐工作人员：
“总理生着病，给总理也送过去一个。”
即便是在病痛中，周总理仍旧坚持边工作，边治疗，每天超负荷的工作，极大的拖垮了他的身体，到1974年1月，周总理的病情很明显恶化了不少。
毛主席对周总理的病情十分关注，每天都要看有关周总理病情的报告，而且还十分认真，即便后来患上老年白内障，目不能视的情况下，还是每天坚持让人读给他听，对周总理的病情，毛主席基本上过目不忘。
考虑到周总理要主持国务院工作，毛主席很希望能够有一个人能分担，思来想去，也只有邓小平才可以。
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下，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并就任国务院副总理。

图|邓小平
1973年3月29日这一天，在周总理陪同下，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邓小平，看着邓小平健康敦实的身体，毛主席十分欣慰，临走时还勉励邓小平：
“努力工作，保重身体。”
不仅如此，后来毛主席还向中央政治局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主席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有一次，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间隙表示：“不该再提什么意见，但感觉身上的担子还是太重了。”
毛主席摇摇头对他说：“没办法，只好担起来喽。”

图|毛主席与邓小平
1974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出席，会后，周总理抱病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毛主席、周总理仍然心系国家的命运，并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