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参议院以53:47的比例通过了法官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的提名，她也因此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杰克逊的提名之路，就是不断在政治极化环境中的挣扎的个体缩影。比如在3月下旬，杰克逊被迫参与一场“马戏表演”一样侮辱其资质的听证会。而在获得任命之后，杰克逊还要面对更多的“政治决断”，或将直接影响到两大党争夺激烈的“关键摇摆州”中期选举结果。
核心提要：
1. 3月21日，拜登提名的大法官杰克逊参加任命听证会，该会最终变成“除了专业什么都问”的“闹剧”。共和党参议员们关注的并非杰克逊的专业水平，而是要给杰克逊扣上足够的“政治化”标签，在另一条战线设置阻碍，甚至构成她“不够格”的因素。如果杰克逊的任命获得通过，她将创造历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2. 在外界眼中，杰克逊已然和民主党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大法官任命的争夺变成政治攻防战，已经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趋势。民主党人的目标在于，补充一位自由派大法官，至少维持现有的大法官结构。目前两大党在不同的州、不同的判决中各有胜负，但他们正在以越发明目张胆的方式，把最高法院变成政治选举的战场。
3. 除了法院之外，美国总统也在参与对宪法的解释，并通过其大法官人选塑造宪法含义。正因为如此，拜登高调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这一行为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实现他所认为宪法应维护、落实的价值原则。杰克逊不是第一个遭遇政治闹剧的法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场“侮辱其资质”的听证会
3月21日，拜登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刚刚踏入美国国会，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首场任命听证会，便遭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下马威：先是含沙射影地表态将给予她“民主党人不曾给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的“尊重”，但旋即扬言她会在接下来几日面临“尖锐问题”。
事实证明，共和党籍参议员们的表现不只是“尖锐”。用英国《卫报》的话说，这场听证会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出“幼稚的政治闹剧”和“政治马戏表演”。
比如听证会第一天，共和党人们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对民主党人表达不满，吐槽对方过往在大法官听证会中的表现：
得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他的开场白中几乎不提及杰克逊的专业履历，而是用了十分钟追究历史，痛批民主党人在大法官任命听证会中的表现，比如1987年否决了里根提名的罗伯特·博克；
犹他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迈克·李同样忽视了当日的主角杰克逊，而是借此场合抨击部分民主党人（进步主义者）呼吁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数量的声音，扬言“我们必须保护最高法院”，其他部分共和党人也纷纷附和，群起而攻之。
等到大家终于切入正题，开始围绕杰克逊的过往司法实践和任命问题进行评论、质询时，参议员们并没有停止其“表演”，反而愈发出格。
高调发难的还是特德·克鲁兹，话题则是近年来在美国政坛和文化界争议激烈的“批判性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认为现有社会秩序、忽略族裔因素的法律和自由主义观念都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 ）。
他拿出乔治城走读学校的几本教学用书，尤其是一本名为《反种族主义的婴儿》的儿童读物，并用海报板将其中的两页放大展示，质问杰克逊“是否同意这本教材所说的‘婴儿是种族主义者’”。
对此，杰克逊只能一声叹息、沉默七秒后才作答：“我相信任何孩子都不应生来就觉得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克鲁兹的表演还有很多，例如在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质询完毕，按顺序轮到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质询时，他突然大声插嘴打断，拿出一封10名参议员的联名信，要求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受理，以致于后者回应：“我知道得州资浅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需要上电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常规秩序中。”
更令杰克逊啼笑皆非的是，克鲁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一个拉丁裔男人，那我能否自我认同为亚裔男人？”
而其他本应看起来更像典型参议员的共和党人，表现得也没有正常到哪里去。玛莎·布莱克本（ 此人曾在两年前提案，要求美国向中国收回1912年民国政府发行的1.6万亿美元债券 ）让杰克逊定义何为“女人”，她无奈地回答“我不是生物学家”。
同为司法人出身的乔希·霍利在听证会开始前就放言，将针对杰克逊过去对儿童色情案件“宽松判刑”提出质询。到了听证会，他不仅指责杰克逊形成了“让儿童色情罪犯脱身”的工作方式，还质问后者是否为其过去的判决感到遗憾。
而杰克逊表示，她所“遗憾”的，莫过于在一场关于她本人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大家用大量的时间去关注她过去的一些只言片语，而这些她已经费尽精力做过解释。
共和党人“不务正业”般的发难，把民主党人也“带到沟里”了。后者针锋相对，掀起了杰克逊“保卫战”，不是反驳对手，就是花式赞颂杰克逊……大西洋彼岸观察这场听证会的《卫报》给出了精辟的总结：杰克逊的听证会，是对她专业资质的侮辱。
为何杰克逊的大法官任命听证会，变成了“除了专业什么都问”的“闹剧”？透过这些看似可笑的提问，可以发现共和党参议员们关注的，并非杰克逊的专业水平（因为法官的专业能力很难置疑、很难驳倒），而是要给杰克逊扣上足够的“政治化”标签，在另一条战线设置阻碍，甚至构成她“不够格”的因素。
美国最高法院233年历史上共有115名大法官，其中108人为白人男性，如果杰克逊的任命获得通过，她将创造历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因此，无论其本人的主观立场为何，她的性别、肤色和自带“创造历史”的属性，加上又是拜登上台后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而且其在竞选期间便高调承诺会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都决定了她很难摆脱被外界贴上“进步主义”的政治属性与标签。
上文提到的批判性种族理论，近年来已经由一个小众的学术概念变成美国政坛和公众激烈争论的政治性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解释，并非连贯的思想流派，而且与其它思潮建立起广泛联系（美国法律学者金伯利·克伦肖语），该理论成为保守派发泄其道德恐慌的对象，也成为白人种族焦虑的代名词。
克鲁兹拿出童书，实际上就是要杰克逊就“白人孩子生来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一“原罪论”进行表态。 如果杰克逊就这一问题回答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巨大的舆论反噬和政治旋涡：要么引发白人群体和保守派众怒，要么少数族裔和进步主义者不满意。
更有甚者，一旦她就一个已经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论述过多，不仅“言多必失”，更会坐实了质疑者的怀疑：杰克逊是一个自带政治立场的法官，如果她进入最高法院，必将导致美国司法最高殿堂进一步沦为政治机器。
与之类似，以约翰·科宁为代表的部分参议员，就为关塔那摩基地拘留犯辩护的问题向杰克逊发难。2005年，作为助理联邦公设辩护人，杰克逊为四位被拘留者提交了人身保护令请愿书，指出四人曾在囚禁中遭遇酷刑，并指定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被告，称二人批准了这些行为，构成了“战争罪和或反人类罪”。
请愿书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四人也未被审判或定罪，最后遣返了之。但杰克逊的这段履历如今被这些参议员们借题发挥，上升到“为恐怖分子/塔利班成员的脱罪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高度，科宁本人更是质问杰克逊为何要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称为“战犯”。
此外，杰克逊作为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的经历，也被共和党人炒作为“宽容犯罪”，而这正是他们一直以来对民主党的批评。将杰克逊与民主党对待犯罪的政治观点挂钩，尤其是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暴力犯罪率的提升，便可向外界宣扬她与民主党共享“更加同情罪犯”的价值观。
面对被国际媒体视为“闹剧”系列听证会，杰克逊尽力表现出了她的克制与专业，保持在专业领域内回应各路质询。但纵观占据听证会大量时间的那些问答，连英国广播公司都感慨这反而更像是“中期选举的政治策略安排”，而不是对大法官专业资质的评估。
大家在意的只是最高法院格局吗？
11月的中期选举已经不远，当然早已成为两大党在各个战线激烈争夺的近期目标。尽管嘴上说着“专业考核”，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大法官任命，不能只算“法律账”，更要算“政治账”。
君不见，近日就连前总统特朗普也站出来“蹭热点”。对杰克逊的听证会评头论足。3月26日晚在佐治亚州康默斯的“拯救美国”造势集会上，他对着台下的支持者表示：“如果她（杰克逊）连何为女人都说不出来，那人们怎样才会相信她能说清楚何为宪法？”
随后，特朗普更是意有所指地补充道：“一个不愿承认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不同的政党，一个违背所有科学与人类历史的政党，不应该接近操纵权力的地方。”
显然在外界眼中，杰克逊已然和民主党牢牢地绑定在一起。无论她是否愿意，大法官任命的争夺变成政治攻防战，已经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几乎所有提名大法官都无法逃脱的现实。
别的不说，早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他便承诺有机会将任命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而在今年1月27日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退休后，拜登更是公开表明要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
肤色和性别原本无关法律专业资质，而且是当下美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的话题（ 非裔女性选民被普遍视为民主党和拜登的重要基本盘 ），拜登又将大法官任命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议题，用美国《时代周刊》的话说，这无疑是“部分政治性”的举动。
毕竟他的前任特朗普在四年任内就颇为罕见地任命了三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埃米·科尼·巴雷特——而且个个充满了政治争议：
2017年戈萨奇被刚上任特朗普提名并通过任命，得益于前一年奥巴马任命梅里克·加兰（现任美国司法部长）的计划受阻于参议院，理由是正在进行选举活动；
2018年卡瓦诺的性侵丑闻，成为听证会前后两大党争夺的焦点，最后在白宫和共和党参议员的全力保驾护航下惊险通过；
而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任命巴雷特顶替去世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也正逢竞选期间，却没有受阻于程序，以微弱多数通过任命后，更是直接改变了最高法院自由派与保守派大法官结构。
如今，布雷耶大法官行将退休，补充一位自由派大法官，至少维持现有的大法官结构（保守派6人、自由派3人），无疑是民主党人的目标。拜登所说“非裔女性”标签，尽管被批评者称为“肤色甚于资质”的选择标准，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正当性论述。
尤其是此时的最高法院人员构成，直接关系到11月8日的中期选举。围绕中期选举的司法战，已经在不同的地方悄然开打。
中期选举涉及联邦和各州两个层面，除了35个联邦参议员和所有联邦众议员外，多数州还将开放州长和州议会席位选举。
3月23日，最高法院对威斯康星州重划选区地图的判决，围绕的便是该州以黑人为主的州议会选区数量变化：按照民主党州长的版本，黑人为主的州众议院选区将从6个增加至7个，而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版选区，则是从6个减少至5个。最后州长的方案被最高法院否决。
此外，该州的联邦众议院选区图，按照州长版本重新划分，依然对共和党有利。然而，该州共和党议员们依旧不满意，并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点，最高法院着实看不下去，倒是没有由着他们的性子判决。
由此可见，目前以保守派大法官为主的最高法院的确颇为“保守”，其判决将直接影响到两大党争夺激烈的“关键摇摆州”中期选举结果。
据美国威斯康星州执业律师马宁分析，尽管威斯康星州两大党所占据的联邦众议员席位在中期选举后不会大概率改变，但开放的1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州长之位、17个州参议员和99个州众议员席位的争夺，将充满变数。
其中的一个重要变数，便是最高法院围绕选举的司法判决。
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在今年1月14日判决俄亥俄州新国会选举地图（对共和党人有利）违反该州宪法，又在今年3月7日认可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新版国会选举地图（取代了之前更有利于共和党的版本）。
此外，亚利桑那、佐治亚、得克萨斯等州针对少数族裔投票权的选举法案修订争议，也不可避免闹到最高法院，而九位大法官的判决，将直接影响各州选民结构以及选举结果。
目前来看，两大党在不同的州、不同的判决中各有胜负，但他们正在以越发明目张胆的方式，把最高法院变成政治选举的战场，也难怪“最高法院沦为政治机器”的哀叹之声越发强烈。
除了短期的政治选举，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还有相对长期的政治考量。《时代周刊》便指出，拜登正在通过提名大法官，参与“总统宪政主义”。换言之，除了法院之外，美国总统也在参与对宪法的解释，并通过其大法官人选塑造宪法含义。
从托马斯·杰斐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曾或多或少地就某些法案表示过不接受、不承认，奥巴马政府甚至公开表态不会遵从《捍卫婚姻法案》。结果，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以5比4的结果判定该法案第三章违宪，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这些都是美国总统个人的宪法理念影响最高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时代周刊》以此进行类比，认为拜登提名杰克逊，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他就特定问题的宪法观，例如平权问题。
司法判决是否应将族裔问题纳入考量，考虑族裔问题是有利于平权还是违反了平等原则，长期以来便是美国司法界和社会价值观的争论焦点。法律条文本身无法解决所有案例，大法官离不开个人立场的解读，自然成为了影响司法判决的重要因素。
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美国媒体认为，当下保守派占据主导的最高法院，把“令人生厌的（反向）种族歧视”和“促进多元化的种族意识行动”混为一谈，基于“所有族裔考量皆有害”这一逻辑，对所有涉及种族议题的案件严加审视，反而掩盖了历史和现实中结构性种族歧视问题造成的伤害。
正因为如此，拜登高调提名“非裔女性”大法官这一行为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实现他所认为宪法应维护、落实的价值原则。这也难怪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一再就“批判性种族理论”和进步主义的议题一再诘问杰克逊。
近日，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坦承，党派分歧或影响美国公众对联邦最高法院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看法，越来越多的政客及媒体对最高法院提出质疑，许多人甚至不屑一顾。提名过程的部分准则被打破、表决基本严格按党派划线……近年来的这些现象，损害的是最高法院的自身形象。
一方基于政治目的提名大法官，另一方也竭力给杰克逊贴上“政治影响专业判断”的标签。杰克逊不是第一个遭遇政治闹剧的法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