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户跑到一两个地方借钱，对他是有利的；可是他跑到五六个地方借钱就不利，因为可能有一天，他不能还。”11月4日，陆金所联席董事长兼CEO计葵生公开表示，他比较担心现金贷的问题是多头借贷。
多头借贷指同一借贷人在2家或者2家以上的金融机构提出借贷需求的行为。一般来说，当借贷人出现了多头借贷的情况，说明该借贷人资金需求出现了较大困难，有理由怀疑其还款能力。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大多数现金贷平台及数据征信公司并不会让别人共享自己的数据，因此借贷者在多个平台重复借贷，以贷养贷的行为并不少见。有统计显示，有大约56.5%的现金贷借贷者申请过2次或2次以上贷款，其中49.4%的借贷者是在不同机构申请的。
借贷者为何能够轻松实现多头借贷，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与现金贷平台的高收益及风控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堪称“暴利”的现金贷平台来说，投入成本降低坏账，不如用在大量获取用户上面。此外，征信数据的不统一，信息的不对称也加大了现金贷平台进行风控的难度。
多头借贷一年欠16万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头借贷往往始于借款人的“以贷还贷”。统计发现，大约50%的借贷者曾向2家或2家以上的机构申请过借款。
三个月后，打算按约还款的王博被平台告知需要还款9000元，对方称，3000元借款是扣除了中介费、手续费、调查费等相关费用后结余的，王博实际借款为六千多元，叠加三个月的利息及本金为九千元。此时，王博已经无法联系到之前推荐借款的中介。
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王博不得不接受了催收方的要求，去其他平台借钱来偿还借款。
“刚开始以贷还贷的时候，也想过求助家里，但害怕父母责骂。”王博说，在欠债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时候，他只能选择继续在新的平台借款。到后来，王博向家人求助时，债务的规模已经无法控制。
在王博家人眼里，19岁的王博性格较为活跃，但对父母有抵触、逆反心理。据他们介绍，王博在“速速借”共借款37次，欠款78400元，此外，他还在钱宝、任我花一年、借钱快、贷上钱等32个平台借款8.6万多元。
与王博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19岁的大学生童浩（化名），在上大学后不久，童浩通过现金贷平台借款1万多元，与女朋友去韩国旅游，随后因无力偿还，又向多个平台借贷用于还钱，2个月时间，欠款迅速累计至3万元。
除了“连环贷”缠身的借贷者之外，新京报记者还联系到了一位网名“锤子”的职业借贷者。
锤子两年前因为赌博，接触网络借贷，后来越滚越大，如今外部欠款近40万。在经历了与催收人员斗殴，断绝与朋友联系，更换工作、居住地点后，“锤子”表示，他不会给借贷机构还款，还会继续借下去。
因为已经成为现金贷机构的“黑户”，“锤子”想要借新钱越来越难。他称，现在主要依靠新平台借款。
百融金服于2017年7月发布的一份《2017年现金贷行业分析报告》显示，大约56.5%的借贷者申请现金贷次数达到或超过了2次，其中申请2-5次的客户占比最高，达到36.7%；申请多次借款的群体中，在多家机构申请借款的人数占比达49.4%，在1家机构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仅占7.2%。
“借款人本来自制力不强，造成这些想借很多钱的借款人，在一个时段把很多借款平台全部借了一遍。”91征信创始人薛本川告诉新京报记者。
另据媒体援引现金贷平台经营者观点称，对于本身没有还款能力的贷款人，在催收时诱导用户拆东补西，也是造成多头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催收者利用借款人对于多头借贷认识的不足，诱导借款人借旧换新，以完成自身业绩。
征信缺失致平台“蒙眼狂奔”
在业内人士看来，征信数据的缺失是平台难以预防多头借贷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在平台有意愿的情况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可以得到区分。
“预防方面，平台会接入很多数据公司，或者根据借款人提供的情况，来判断借款人到底负债有多高，这是常见做法，但不是每个平台都这么做。”薛本川表示。
“央行的征信体系，可以避免借款人超出自己偿还能力的借贷行为发生。”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砢表示，例如，某借款人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借款，借贷信息会汇总到人行征信中心，根据借款人共债情况，人行征信中心的征信报告可以判断其总的风险敞口，当其借了多家银行、达到总额上限时，商业银行会看到相关提示信息，就不会再给这个借款人贷款。而目前在人行征信体系外，不用说现金贷，就是整个互金，都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征信体系存在。
“关于现金贷多头借贷的问题，现在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征信数据库，大家不能通过数据的沟通解决多头借贷的问题。”汉能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贾裕泉表示，监管、政府应该去打造这一公共平台，来解决多头借贷的问题。“在这部分问题能够解决、风控能力能够保证的情况下，应该让更多资金进入市场，而不是限制发展，造成现在的供应不足、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致使用户获取的价格非常高。”
在贾裕泉看来，大数据时代和后续能够延续的长期借贷行为下，还款能力是可以被区分出的，只是发放贷款的平台愿不愿意做区分。“在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平台是没有动力下降的，按道理来说，对真正守信的人，应该能够把利率降下来，降到合理水平。”
薛本川认为，目前信息共享在推进上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推进这件事的主体可能需要政府，市场机构也要不断强化运营、强化品牌，做得非常吃力，做好征信数据共通是个挺长期的活，但是是避免多头借贷压垮行业最直接的方式。”
利润覆盖坏账风险致多数平台“零风控”
另一个让现金贷平台忽略风控的原因在于暴利。在业内人士眼中，当有巨大的利润摆在现金贷平台面前，足以超过坏账带来的风险时，风控对他们而言便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现金贷的利率算成年化，很多超过100%，100%之内都算是业界良心平台。如果我做风控、把坏账率从40%降到35%，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更多的获客上、拉到一些机构的资金。”某反欺诈技术公司副总裁张元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现金贷们在这其中投入很高人力做事前的风控，已经没有真实意义了。大多数现金贷平台的风控都是在裸奔，零风控的不在少数，即使有风控也是在讲故事。”
今年3月，有媒体曾援引一家现金贷平台CEO的话称，“我们不关心风控，只要坏账率低于50%，我们就可以盈利。”该CEO称，行业普遍的坏账率在20%以上，但依然暴利。
据新华社报道，现金贷平台“钱站”APP的一款“先花钱”产品显示，一笔57天期的1000元借款，虽然利息只要1.05元，但还要收取信息认证费、风控服务费等总共96.95元，实际到账金额仅为903.05元。这样算下来，综合借贷年利率高达505%。
此外，“钱站”上一款“现金侠”的产品，逾期1天要收取滞纳金20元，也就是说一笔1000元的借款，只要逾期50天还款金额就要翻倍。
除了暴利的驱使，还有赌徒的侥幸心理。
“没有任何一家现金贷平台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没有一家会相信这个风险最终落在自己头上，每家平台都在击鼓传花。所有人在做任何事时，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这行儿的利润非常大。很多人会想，只要在这行里干一段时间，自己的利润就出来了，哪怕后面‘盘子’砸了，但前面本儿已经赚回来了，后面就算有损失，也是净利润而已。”张元说。
在张元看来，“零风控”存在的道理很简单，“就像一个赌红眼的赌徒，现在还运气特别好，每次都能赢到一万块，那他就不会在乎每次拿出一百元给人当小费。如果每天只能赢20、30元，他一定会把账算仔细点，把各种漏洞堵得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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