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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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说：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们今天还用得很多，大多是用来指代对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个人完全失望，以至于进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
就是随便你怎么样吧，反正已经与我无关了。
现在对于“心死”的解释，基本上就是认为个人完全失去了对目标的兴趣和动力，心如古井，不起波澜，有如一潭死水。
现代大众理解其实很简单，还有什么比心死更让人悲伤的事情吗？
没有了。所以这是形容悲哀、悲伤到了极致。
不过这是口头理解，实际上官方的解释并非如此。
现代意义是：指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思想顽钝，麻木不仁。
也就是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情沮丧、意志消沉到不能自拔。
心死：指心如死灰的灰烬，思想顽钝，对周围的事无动于衷。
这里的解释就比单独的情爱之伤要广阔多了。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习以为常，我们对世风日下的冷漠旁观，基本上都可以划入“心死”的范围，这种行为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哀——瞬间整个认识就上了一个层面，远比在感情中的绝望更加有高度。
很明显这是对文言文的世俗化，因为我们上溯根源，就会发现庄子的本意确实要高邈得多——原本是基于道家生死观的认识，而并非浅层情感希望、失望之中的变化。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出自《庄子》外篇《田子方》。
我们要真正理解这句话，首先得搞清楚庄子的生死观。
老庄道家思维中，老子探讨“道”和“德”的含义，涉及的是宇宙万事万物的起始、衍变及规律，提出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相处的“至善”原则。
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底层的哲学思维。
庄子则是以老子人与自然的思维为起点，更多地关注人的生死，以及在他的生死观之下的人类价值体现。
庄子认为生死本一，并没有区别，生死的区别只是存在的状态不同而已。不仅生死如此，万物也平等如一，此为“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是由精神和肉体两种元素组成。咱们用写文章打比方，即内容和形式。而作为形式的肉体，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其他的形式，比如风、气，这只是“道”的形式转换，并不代表着“道”的消失。
而这种转换，在平常人看来，就是死。
为什么他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悲哀，还“鼓盆而歌”？因为他认为夫人不过是转换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罢了。他没有死的概念，自然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哀——这种思维被用来安慰活着的人，实在是属于大众对死亡无可奈何地接受。
因为无可奈何，所以无法不悲伤，只能减弱而已，而庄子是真的从内心就没有悲伤，表现看起来相似，其实对事物内核的理解完全不同。
这种肉体消失转化，就是形式的转变，为了写出来让后学看懂，庄子使用了“人死”这个词。
那么“心死”，自然是指精神方面的死亡、丧失。比如失去上进心、失去思考能力，失去辨别能力，也就是说关于思想的任何活动都停滞了。
用现代医学的例子来说，“心死”是“脑死亡”，而“人死”是器官衰竭死亡。
那么是“脑死亡”可怕，还是人体功能丧失可怕呢？
都一样可怕。
但是人体功能丧失有全部和部分，部分者缺手缺脚，那可比脑死亡要好多了，甚至还可以正常生活；严重的全身瘫痪，可只要没有“脑死亡”，就有活下去的希望，有求生意志——因为精神还在，因为心没死。
这样简单地类比，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心死”，而“人死”要稍微次之呢？
就好像脑死亡、植物人（类脑死，但是有可能复原）、全身瘫痪，三种非常可怕的境况让人选，如果有得选又必须选，只怕全身瘫痪是最能让人接受的一种选择吧。
有人说，我宁可死，也不要瘫痪——这个其实未必能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旁观分析得出的结论来表态的。
庄子认为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就是“逍遥游”了。精神不用凭借任何力量，自由自在地在宇宙中畅游。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庄子自身也并没有达到，但是他提出“坐忘”、“忘我”等方法，希望能借“呆若木鸡”达到这种境界。
庄子追求“大用”，即心的存在和延续，而“无用”就是肉体的无用，所以“无用”才能致“大用”。歪脖子树因为不成材，得以保存，其实不过也就是说借助形式的“无用”，保住了心的“大用”。
所以这句话翻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说：“停止思考的人苟活于世，比肉体死亡的人更加可怜”。
即使在今天，同样有其正面意义。
“肉身无法百年康健，精神可以万世传颂”，这种对高于肉体的精神追求的理论灯塔，对人类的社会活动意义、生命价值追寻也有着积极正面的指导作用。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如果纯粹只是用来分手，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些。
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心什么意思？
1.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方面去推测中国人。
这句话出自《纪念刘和珍君》，原文是这样的：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表示尽管自己惯于冷眼看待军阀政府的文过饰非，从最坏最恶毒的方面去推测他们可能的做法，仍然料不到他们竟然凶残到超出自己的想象。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卑鄙无耻、比这更凶残的吗？下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直接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如此文治武功的段祺瑞执政府的强烈的愤慨，已经对国民性丑恶面的深沉的反思。
2.字面意思是指我从来不怕从最坏最心存恶意的想法去推测中国人。结合当上社会背景来理解是指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军阀政府文过饰非，鲁迅已经想到了政府的可恶与卑鄙，可仍然料不到他们竟然凶残到更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鲁迅对政府迫害刘和珍君的抗议和谴责。
此句出自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原文是这样的：“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